1940年代中期，美国人费正清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个20多岁博士毕业后便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通过中美的对比，第一次将中国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眼前，西方世界第一次深入了解了这个远东国邦。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将中国的发展形容为“冲击-反应”模式，中国社会接受着来自西方政治经济变革模式的冲击，并且不断对此作出反应，以推动自身社会轮轴的运转，一圈再一圈，经年复经年。

彼时，中国就像是一个没有发动机、只靠人力向前推的马车，沉默又疲乏。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90年代，改革开放十多年之后，费正清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费正清呼应六十年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预判，向世人大方认错。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根本，在于其内生性。

有幸身处于时代庇佑之中的我们，不禁自问，这种内生性源于何处？

脱离时代与国家视角的企业发展，是失去根基的，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口，这句话显得颇有深意。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单一经济体，14亿人的生产与消费能力，56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体量，上下500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沉淀，都带来了无可比拟的规模优势。

在这种规模优势中，中国的企业有幸经历了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企业的发展通道被极速缩窄，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中国花了四十年，一路狂奔着走完了。

这不失为一种幸运。中国大地如此滚烫，恰如盛夏时节阳光直射下的水泥路面，打一只鸡蛋就能立刻烘熟。这巨浪席席的时代萃取出了卓越的企业，相对应地，中国商业的巨大进步也催生了“世界经济看中国”的底蕴。

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产业红利的多期叠加效应中，中国企业正面临着较低的试错成本、巨大的规模优势、潜在的群体消费势能，这一波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过去，我们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出口，形成产业集群和经济带，以规模优势触发经济飞速发展的闸口。然而，劳动力越来越贵、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超一线城市的人群开始反向回流，制造型企业纷纷外迁至东南亚。此间种种，仿佛都为我们一贯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判了个死刑。

因此很多人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2017年，在《未来20年大机遇》一书中，世界知名的战略咨询机构麦肯锡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正在成为一股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中国仍然享受着人口红利，只是这种红利从“人的生产”变成了“人的消费”，从“人的数量”变成了“人的力量”。而承载起这种巨大变革的，正是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出口制造国到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的转型。

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柯达胶卷的总裁特地飞到香港，他站在太平山顶遥望对岸，不禁激荡满怀。他知道，对面巨大的经济体正站在聚变的前夜，他只要卖给每个人一个胶卷，那就是13亿的销量。

如今，中国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想象力已经不只是14亿的人口数量，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正在悄然崛起。他们渴望更加自主的消费选择，愿意为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付费；互联网的四通八达让他们实现了新时代的消费平权，他们对于储蓄和消费的理解，已经逐步改变了中国式的传统消费模型。

如今，城市人口占到中国总人口的52%；到2022年，预计中国还将涌现1.7亿城市新居民，届时城市化比例可能攀升至63%，与此同时。202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将达到6.3亿，为城市家庭的76%和总人口的45%。

比中产阶级的数量更具想象力的，是他们的消费潜力。

中国35岁以上的人，大多经历过不稳定的时期，或遇到过经济挑战。这群人的消费以基础储蓄为限。然而中产阶级的消费平权意识逐渐复苏复苏，他们的消费心态更加积极，消费能力也普遍提升。据波士顿最近的一项全球消费者调查，35岁及以下的上中产阶级消费者开支要比收入类似的上一代消费者高出40%。对于“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东西，不怎么觉得要买新的”这个问题，中国的年轻中产阶级群体中有42%表示不同意。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该年龄组的数字是36%，日本是32%，而巴西只有26%。

中国的国民特征已经从价格低廉的“人的生产”，变成了“人的消费”；以“人口数量”拉动出口从而推升经济的发展范式，已经逐渐聚焦“人的力量”，通过消费行业的加成，贯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每一次经济转轨的时刻，都必然伴随着理念、结构以及金融创新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制度变革始终是最牵动人心的因素。它从自上而下逐渐变为了自下而上，“倒逼机制”萌芽，社会金字塔中的普罗大众主导了变革的节奏。

曹文轩的《草房子》中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各自时代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因为，身处于时代漩涡中的人，相对于上一个时代的人而言，都必然是反叛的。这种反叛带着一种注定的意味，又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

然而英雄般的世界需要勇夫，正是不屈就不盲从的反叛者们，以“草根的力量”重新定义了时代变革的本义。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起始于乡镇农民为了方便贸易临时打起来的露天大棚。而现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20多万名来自全世界的商贩前来采购，每天有约1100个集装箱离开码头，每年创收达到400亿美元。

义乌小商品市场

把历史的焦距拉远，世界上诸多经济体的规模化发展都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英国历史上，有组织的股票交易开始于1698年，而伦敦股票交易所直到1812年才出台正式的法规政策；布鲁塞尔也在正式的股票交易一百多年之后，才出台正式的政府条例。从这个意义上看，内生性的制度与政策变革正是中国下一轮规模化增长的底端动能。

作为大国的幸运之处，正在于中国没有在车辙式的发展进程中遮天蔽日，底层的制度变革配合“倒逼机制”下的系列新政，逐步释放着越来越大的政策红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民营企业的引导式发展、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不断完善的金融市场监管。我们在新时代释放政策红利的方式，是国家积极响应人民群众心声，将其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将受惠于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融资、更专业的经营。

问渠哪得清如许，活水源头养大鱼。在这样的活水之中，中国的生产消费都将走向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新征途，民营经济被盘活，消费市场在政策红利中不断崛起。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超过1600万，个体工商户约为4600万。这超过6000万的群体是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下的成就之一。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不光是物质财富，更是通过积极的消费观念、包容的消费心态，促进了产业升级和人的解放。

原始时代，人的需求来自于狩猎采集，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解决“活下去”这个问题；农耕时代，人们开始与土地培养共生共存的关系，随着各类工具的出现，第一产业逐渐变成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根基；工业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独特的产品需求，消费服务产业成为人实现解放、彰显价值的重要支撑。

通过商业，人逐渐实现了宏观层面的产业变革，与微观层面的自我解放。这项伟大的运动，仍将继续下去。

中国的产业变革是一种“破壁式冲击”，长时间的思维束缚让中国人对消费服务形成了壁垒化的认知，全新的消费观念、服务方式、产业重塑，都需要不断冲击消费者的思想壁垒，完成从无到有的“新产业重建”。

日渐壮大的消费服务产业经历着巨量的变革，风口轮动，需求随变。如今，人人都在说消费升级、中产阶级、新零售。2017年，股市中表现最抢眼的是大消费类的蓝筹股，规模成长最快的是倡导优质产品与服务的消费类互联网公司。

产业变革的实质也逐渐从生产制造向消费服务转变，“中国制造”的大格局面临着“中国消费”的巨大颠覆和重塑，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产品背后的服务，也开始重视品牌背后的价值观。

从需求端来看，消费服务产业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人的一生。因此，这种普遍深化的刚性需求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不断释放着后发空间的红利。

对于中国而言，各个阶层的消费服务还远未达到饱和，更多的创新因子正在反复冲击着这个产业，有消费者，就会有消费服务。因此，站在历史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消费服务产业的红利，将不断释放，它的变革也将永无终点。

明天将是农历除夕，许多常年在北上广生活的青年们，将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将在长辈的絮语、裹满糖衣的冰糖葫芦、少时玩伴偶遇的小县城里，与小时候的自己重遇。或许，他们也会发现，梦中少时的石板路，已经通向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乡。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完成了从0到1的转变。而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产业红利拥抱下的中国，正借由消费服务崛起的必然趋势，在从1到100的路上持续创造，挺立于时代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