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曾说：“宏观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而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在这个脆弱的时代，反观过去，鉴往知来，寻找复苏的力量和成长的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两个重要指标，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同时，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介绍，去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也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22是中国人口正常环境下负增长元年。

人口达峰是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慢变量趋势性掉头，将是大变局时刻的指标，它将会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长期而又深刻地改变政治经济生活的现状。14.1175亿人口总量代表不了一切，结构性分析反而更加重要，它将前瞻性地预测和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可能性趋势。

具体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6%，城镇化率已达到65.22%，年结婚对数低于700万对，总人口性别比例104.69，男性比女性多了3237万，60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19.8%，比日本总人口还多。

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用工难、用工贵已成定局，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上升。发展中的我们未富先老，总和生育率低将导致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严重错配。医疗养老、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和相关产业发展滞后，将考验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人口抚养比的快速变化，将给原本已有巨额历史欠账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造成巨大冲击。长期以来依靠“南水北调”转移支付方式统筹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方法，面临着统而不筹，无米之炊的窘境。而长期的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缺失，会进一步削弱年轻世代的生育热情，医疗、教育、养老、房地产的不平等和高昂成本又变相提高了年轻人的生育抚养成本，阻碍了正常的社会阶级流动。长此以往，年轻人躺平和内卷心态更加严重，覆水难收的生育观将使人口悬崖现象出现。而这些现象的根本扭转需要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

总体上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这种结构性变化，将受到重大冲击和影响。从生产要素分析，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会边际上改善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供给侧成本压力，技术进步的指数级效率会覆盖算术级的人力资源成本增加，达至帕累托最优。

从周期理论解释，今天的世界经济，处于康波周期的调整解释范围之内。中短期的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也不能解决长期发展的稳定因素。面向未来的抉择才决定了今天的胜率，以终为始的相机抉择，决定了出发就是抵达。中国极可能和东亚近邻日本一样深受老年社会、低欲望社会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预期转弱和经济停滞增长的长期滞胀局面的困扰。过去三年受疫情冲击全球通胀高企，各国普通加息予以应对的环境下，我们进入经济逐步下台阶状态，事实上陷入通缩的状态。

企业和地方债务危机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囚徒困境，又掣肘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和空间，引以为傲的经济韧性和弹性从数量工具和战略方向上，客观上缺乏足够冗余空间和应有弹性，快速进入保主体、保就业、保增长环境下的稳增长和保民生状态，长久以来依赖的政策工具箱确无多少空间和工具。

为今之计，痛定思痛，唯有给社会松绑、给经济松绑、给民生松绑、给体制松绑，全面彻底激发社会活力，重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坚持依法治国。大力提倡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激发经济活力和动力的关键作用就凸显出来。

形势总是比人强，这不是既和又的两全其美的妥协需要，而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生稳定和体制改革的内在必然要求。只有将市场经济旗帜鲜明地内生在治国理政的法律框架体系之内，将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底层逻辑根植于百姓的内心深处，让常识和良知回归社会日常生活。与民休息、给市场力量空间、给经济结构转型调整足够机会，将全局性民族复兴和社会发展目标慢慢融入巿场化、法治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戒急用忍、事缓则圆。

与此同时，将市场经济中栉风沐雨、砥砺奋进的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支柱来坚定培养和支持，使全社会重拾高欲望社会发展的积极进取风气，为年轻人创造更轻松友好的成家立业、创业就业、建功立业的新时代氛围。这才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作为，这才能真正走出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人口结构这种慢变量变局带来的结构性成本冲击。同时，水电煤气、碳排放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快速“达峰”导致的市场成本上行冲击了所有行业的成本结构。社保入税、金税四期工程的实施和共同富裕中提高劳动者首次分配占比，都将冲击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现代服务业，并倒逼行业的数字化和现代化变革。

同时，消费需求和萎缩预期转弱也将面临较大的修复成本。众所周知经济行为基于预期。过去人们敢花钱，现在民众形成预防性储蓄的习惯，22年新增储蓄接近19万亿之巨，里面固然有疫情冲击因素，但对于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预期因素又占多少，因何而来则值得认真思考。预防性储蓄快速增长，确实极大地挤压了有效需求，但也客观反映了民生心态。人口结构变化，老年化、少子化和生育水平快速下行的情况，也会长期重构中国的购买力和消费图谱，也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施加重要影响。

在多重因素叠加下，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经济发展态势，确实不利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行业。但没有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托底，没有他们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没有他们创造的海量就业和税收，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将面临空前严峻的压力和挑战，遑论足够战略定力和财税能力支持科技产业发展和产业链、价值链的升级进阶。

这种情况下单纯提科技进步值得商榷。某种意义上当下科技的话题和投入有些过热了，特别是运用补贴等非市场手段，希望用“大会战”方式依靠烧钱短促出击解决“卡脖子”高科技产业振兴问题，事实证明难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新能源、电动车和芯片大基金的腐败问题已经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财富效应的无孔不入，客观上也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科技产业发展和基础科学研究氛围，让基础科学研究少了点坐冷板凳、吃苦耐劳的扎实态度和奉献精神，让科学技术进步多了技术，少了科学；而对消费需求拉动的基础和系统重要作用重视不足，消费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意识不足、强调得不够，长期而言也将削弱我们科技发展潜力和动力，毕竟科技的最大应用场景和生存空间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场景。

影响力输出最好的方式是文化输出，文化输出最好的形态是“生活方式”，消费品牌是表达“生活方式”的最佳形态之一。在中国，宝洁、可口可乐、肯德基、玛氏等欧美消费品牌，借助消费品牌的全球化推动了文化输出的全球化。而越来越多正如伊利、蒙牛、东鹏这样的民族快消品牌，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全球化，民族品牌作为中国文化和经济全球化投射的载体，必然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最好故事，最佳名片。民族资本应致力于给全体国人创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品牌图谱和生活方式指南。支持民族品牌，助力中国消费、走进人间烟火，赋能百姓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4%，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5.22%。2035年预计要达到75%。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变化，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更意味着随着人口结构、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14.1175亿人口中，近8亿居住在城市，未来的中国在完成城市化进程后，如何真正站在百姓立场上经营好城市，通过消费服务业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赋能城市生机和活力，真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让城市生活活色生香，让人间烟火生生不息，让精神生活百花齐放，让文化教育百家争鸣，这样的城市生活会停在你的眼里，进入我的心中。这才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将是考验执政能力的重大现实挑战，更是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历史机遇，于个人而言，就是事业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与百姓生活为伍，与人间烟火相伴，与光同尘，走入生活深处才可能解决稳定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稳定是发展出来的，绝不是维持出来的，中国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消费行业真正变得性感和可靠起来。拉动内需，消费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一定是人均收入水平的长期持续改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幅提升，中产阶级真正逐步壮大起来。这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会更加惠及百姓和民生。

今时今日如何破解企业基业长青的奥秘，快公司慢做，以终为始的倒做企业就成为一种超级能力。新消费搞营销，老法师才苦练基本功，未来公司基本面的价值愈来愈重要，这才是真正的“好人做生意的时代”的真正含义。靠商业模式创新、简单流量变现和平台垄断都对抗不了经济周期和共同富裕的社会进步趋势。“系统重装”的时代，是好人做生意的时代，赚辛苦钱真正值得人尊敬，全社会慢慢形成唾弃“搞钱”逻辑的社会风气，尊敬辛勤劳动和价值创造，这才是德鲁克式管理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好时代，更是时间的复利价值开始展现威力的时代，更多涌现任正非、曹德旺的中国企业家启蒙的时代。

大巧不工，大巧若拙，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努力在伟大的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企业家。手谋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现实需要大家与时代共情，躬身入局，置身事内，在乡土中国实践山水关情，家国一体的研究，如此长期主义，才可能是一种主义，而不仅是一种主张，理想终究可以变成现实。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