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大鱼大” / 中国的旧发展模式

经济下行如同一只飞刀，闪回的瞬间仿佛割裂了许多条血脉。伤口的疼痛感从制度上层逐渐下渗，朋友圈里不断发酵的焦虑感，似乎裹胁着每一个人。

大家开始慌了。慌张一时，摆脱这种焦虑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关上门，读读旧史，翻翻老书，以蜕为进。

我们是如何来到今天的？

2018年的开年演讲上，吴晓波以“制度红利、容忍非均衡、巨国效应、技术破壁”为关键词，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他说，“中国经济到现在仍高速增长，过去四十年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兢业勤勉的中国人或许只做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看清了形式，从而选对了模式。

回顾1978年，当时的中国蓄势待发，思维变革的火焰点燃了发射机，跑道开闸之后，他撒开腿就飞奔而去。

首先是市场经济试水。

1978年开始，因为知青返城和消化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开了一扇窗。流通零售和餐饮等直面消费者的行业首当其冲。然而，思维解放的过程仍然如履薄冰。“民营企业雇工不能超过7人”等一系列规定，限制了市场这只手的力量。

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来一点，就被制度的砍刀打回去一点。1989年的事件更几乎是给了改革开放一道致命的伤痕。

所幸，总设计师一场南方谈话种下了市场经济的根苗。

这一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生挺身而出，从北京一路南巡，他疾走相告，语重心长，春风细雨，万物润养。彷徨的社会情绪中，他传递出掷地有声的承诺：改革，改革，改革！

这场谈话，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进入中国的肇始。此后民营经济一路高歌，贡献了GDP的60%，财政收入的70%，出口的80%，就业的90%。

其次是投资驱动。

从经济要素上看，思维变革带来了时代的躁动，这种翻涌着的情绪在90年代达到了顶峰。大批民营企业在沿海城市密集开花，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出口外向型经济让中国拥抱开放，同时却也种下隐忧。

1978年到2008年的三十年间，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世界的产能在中国，而中国的产品在世界。

要素投资之外，重工业的建设投资驱动，也催生了这一年代的经济繁荣。例证之一，便是上海。1990年代，上海从消费零售快速复苏的曙光中醒来，迎来了投资打造的工业化“钢铁90”。

1990年上海地铁一号线开工，1991年南浦大桥通车，1993年杨浦大桥通车，同年内环高架全线贯通，1995年东方明珠在黄浦江畔巍峨而起，1997年金茂大厦拔地而起，1999年浦东机场建成启用。在世纪之春来临之前，上海以夸父追日的坚毅与速度不断蜕变着。

最后是强势政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曲线还非常平缓时，市场试水和大规模的投资驱动之外，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得益于偏向中央的集权化管理模式。换言之，我们找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抓手。这股力量配合着另外两把利刃，瞬间就把经济增长曲线拉得非常陡峭。

南巡谈话之后，经济发展的模式愈发明朗。

粗放式的增长，投入大量生产要素，允许部分市场经济的注入，利用大规模的投资驱动和强势政府力量，先拉高这条曲线，后期再仰仗适时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促进曲线趋稳回正。这或许是能够匹配时代的最佳选择。

思维变革与市场红利，叠加着不断释放的低成本劳动力、税收优惠政策、出口加工型经济指向，首先攻占了沿海城市。

无数时代先行者们抬脚踏破红海，尽管桥梁未成，也甘愿在一湾海峡的这头，摸着石头过河。

与粗放式发展齐头并进的，必然是不断推高的货币总量。从1978到2018，我国狭义货币总量的投放量与GDP的增速和价格指数都呈现高度拟合状态。这充分说明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精炼概括为一个货币现象。

货币带来的负债压力日复一日，但利用货币乘数效应引发的需求放量、投资驱动、虚假繁荣，都我们甘当货币的瘾君子。最可怕的是，增发货币的流向，很大一部分都是金融市场，仅有的部分流向实业的资金，也大多都注入了国有企业的血脉。

2016年开始，国家新增贷款总量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占比就呈现了显著的“八二效应”，享受8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却只为就业和经济贡献了20%的增长。对这种非均衡的容忍，是粗放式发展时代的答案，却也正在成为精细化发展转型中的毒瘤。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赶超增长速度”。从经济理论逻辑上看，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源被集中到工业上来，就会产生明显的赶超增长，从封闭的国家变为开放国家也可能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集聚也会产生很大的规模递增收益，从而形成赶超速度。

反思中国崛起之路，面对彼时特殊阶段的经济发展，我们后发于人的赶超增长速度，正是来源于“市场经济试水、投资驱动、强势政权”的三角模式。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温柔地告诉我们，第一步，我们走对了。

但是下一步呢？下一个四十年，是否当真不惑？

“改革不治” / 为什么跑不动了？

6.5%的GDP增速和L型的普遍预期，从一个颇为宏观的视角告诉我们，中国式的赶超速度，不再奏效了。

不再奏效的原因，其实不言自明。赶超增速能够快速提升经济曲线的本质，在于其在结构非均衡配置资源下的规模收益递增。

但可惜的是，赶超基本上是以结构失衡为“常态”的，对这种结构失衡的容忍会加速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累积，并在快速赶超的过程中，形成增长模式和利益分配上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的杀伤力，还在于将原有的赶超速度，变为经济阻碍。

我们近两年提出的“经济新常态”就是对这种赶超速度持续性危机的答案。然而这一次，这条带着“改革”意味的路，我们再次选对了吗？

从历史中品一品改革的味道，或者能读懂一二。

1979年，在持续十年的知青下乡运动中背井离乡的知识青年们，逐渐返城。超过1000万的知青大军涌回城市，给基础建设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的中国城市尚在逐渐接受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如此庞大的人潮是城市所无法消化的。因此，返城知青待业的问题最终必须依赖民营经济。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营经济被逐渐放开。

首当其冲的是流通零售和餐饮业。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在国务院报告中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报告还强调，为了杜绝资本主义不良印象，经营可以，“不准雇工”。后来这条规定又被迫变更为“不得雇工超过7人”。

期间，傻子瓜子年广九的事件被广为人知。迫于生产需要，年广九雇佣了超过7名无业青年炒制瓜子，这个举动适应了市场，却触犯了红线。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要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态度。直到1987年，中央5号文件才将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

正如吴敬琏老先生所说，贡献60%GDP、70%财政收入、80%出口、90%就业的民营经济，从本质上而言，是改革走到一定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单从雇工人数这一条规定的辗转反复上，我们能够意会出，意念不坚导致了改革不治。

回到“经济新常态”，共识主要有五点。第一经济建设始终为中心，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第二政府大力简政放权；第三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第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第五扩大对外开放。简而言之，积水成海，积土成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这条新常态的路颠覆了初期“市场经济试水、投资驱动、强势政权”的模式，转而探索“市场开放、创新驱动、政府放权”之道。

然而，改革行至中途，我们看到的却是：金融市场改革受阻，熊冠全球的A股市场让人望而生畏；国企改革并不彻底，民营经济仍然在“非均衡发展”中艰难求存；上海自贸区的轰轰烈烈如今已逐渐销声；去杠杆一路带血，但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却不降反升；更别提温水煮青蛙的减税，其实长远来看更像一场结构性的加税。

真正的改革不应该是在荒芜的土地上撒芝麻，而是开乡僻壤，翻土成泥，改变脚下这片不毛之地。基于顶层制度的全面改革，才是新常态真正践行最核心的一击。

国有民营皆为大同的常识观所构筑的市场经济，均衡高效的精细化发展模式，政府简政放权真正站在人民身后的治理态度，才能继承过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衣钵，成为全面改革、深度改革的发令枪。

这声发令枪，在经济不断下行、并且很有可能持续下行的当代中国社会，将会成为直抵人心的一剂止痛良药。

下跌的飞刀割伤了太多人，老百姓需要有人从最顶层的体制层面接住这一把把飞刀。

“以蜕为进” / 经济下行带来的新机遇

经济下行的痛感从微观底层一直传达到宏观，层层撕开，直面鲜血。但是恐惧情绪蔓延的地方，通常隐藏着机遇的新地。

微观上看，经济下行将出清两类企业。第一类是缺乏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