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的先知

在《圣经》旧约中，有三种人物是最牛的：君王、祭司、先知。君王负责治理、祭司牧养百姓、先知传达启示。

我将那些卓越的学者称为现代社会的“先知”。有时候，他们的一个思想、一个预判、一个警告甚至一句话，就像闪电一般，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类的明天。

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庸俗的学者虽如过江之鲫并瓦釜雷鸣，唯有苏世独立、洞察天理、黄钟大吕的“先知型”学者才会被历史所铭记！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就是这样的先知性人物。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重创古典市场经济，西方转向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前苏联则转向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模式立竿见影且蒸蒸日上，引无数西方学者、文人竞折腰，交口称赞。就在这个时侯，哈耶克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哈耶克不仅与波兰“市场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家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等展开公开激烈争论，更在1944年写就《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公开判断并预言：苏联模式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最终将灭亡。其逻辑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标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让政府控制经济，控制了经济的政府必然进一步控制个人与社会生活；故计划经济=极权主义=通向奴役的道路，计划经济终将因低效率而崩溃。

哈耶克知微而见著，被认为是第一个预言了前苏联崩溃的人物，他可以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中的先知性的人物。

另一个先知性的学者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他不是经济学家，却预见了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之冲突，所以我实在不能不提到他。上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西方世界一片极乐论调，以为历史已然终结，人类从此走向大同。就在这个时侯，亨廷顿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亨廷顿认为，冲突是人类的天性，历史一直贯穿着冲突的线索，世界在告别“意识形态的冲突”时代后，必将进入到下一个“文明的冲突”时代。

“911”震惊世界的爆炸声，印证了亨廷顿非凡的先知性思想的锐利锋芒！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也完全在亨廷顿的意料之中。因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早就警告：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1953－）是另一个具有非凡先知性洞见的经济学家。上个世纪，先是日本，后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东南亚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亚洲一个个国家通过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等，竞相实现腾飞，引得世人大赞，誉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亚洲经济的奇迹”，李光耀更是大谈特谈亚洲增长中“儒家文化的价值”。 就在这个时侯，克鲁格曼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克鲁格曼以一篇“亚洲奇迹的神话”的尖锐文章舌战群儒，指出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除了抄西方作业、多流血汗、多花工作时间外，没有任何奇迹，“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由于亚洲经济事实上已陷入靠大量资源投入拉动增长、效率却越来越低的“苏联模式”，因此终将崩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模式”失败，“亚洲经济奇迹”的争论终结。从此，李光耀不再倡扬儒家文化的价值，转而强调人性都是一样的，新加坡要成为创新国家，也必须尊重个性与自由，可谓思想大转折。克鲁格曼，则备受尊崇，终于在2008年实至名归地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世界将会怎样？有趣的是，克鲁格曼在今年5月23日表示，新兴市场危机警报已经拉响，“看起来确实很像1997-98年那一次，新兴市场货币暴跌，企业债泡沫被无情捅破，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压力，然后本币进一步贬值”。此可待验证。

哈耶克预言了“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可行，克鲁格曼预言了一种“国家主导模式”的不可行。两位带来的共同启示就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依赖于创新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宏观效率的不断增进。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短期或许有效，长期统统都靠不住，无论是“抄作业（模仿西方）”、“大炼钢铁（举国体制）”还是“打鸡血（宏观刺激）”，都只能昙花一现！

显然，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也是要靠创新。然而，创新只是一个美好的果子，必须长在市场制度与自由精神的树上。有人以为创新=资金+人才，其实创新=体制+文化+资金+人才。所以创新之果，最终将取决于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创新。

亨廷顿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美两国因为价值观不同，很容易走向“文明的冲突”。然而，文明与文明并不冲突，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文明的携手”，进而迈向“文明的共治”（请参看拙作“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

下面我要着重讲两位和中国当今经济有关的“先知”及其先知性预言。

一位是叫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全世界最先将经济学前沿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的大家，夺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年春天，诺斯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我曾有幸在场洗耳恭听。

美国经济学家 | 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North）

诺斯介绍了当时我们都不熟悉的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指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轻易走不出去，严重者甚至出现制度“锁定（Lock in）”。为什么一些拉美国家走不出来，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就是因为制度（文化）的锁定。

诺斯警告：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长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虽然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法治、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增长良好，成就巨大，但依然要警惕制度转型中“路径依赖”的危险。

这话言犹在耳！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财富增长很大，但改革曲折往复，制度创新与文明转型至今仍然走在半路上。如何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直面挑战，全面深化改革，避免诺斯警告的危局，仍是今天中国的仁人智士们的大考。

诺斯的启示就是：看国家进步，不能光看体重（财富）的增加，还要看骨架（制度）的成长以及骨子里（价值观与文化）的提升。因此，只看到外在财富增长就高谈“中国经济的奇迹”或高唱“厉害了，我的国”，漠然对待制度的落后以及价值观的陈旧，被活活锁死在旧的制度和观念上却不自知，那是非常可悲的！

另一位是华人学者杨小凯（1948－2004）。小凯堪称中国学者中的传奇。文革中，他十几岁挥笔写就“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文章，思想深邃，笔力雄健，令康生不能相信是他写的，非把他抓进监狱，要审查“背后的黑手”。在狱中，小凯自学了数学，出来后直接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到澳洲任教，获得终身教授。

但小凯最魂牵梦绕的永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