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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乱局不破,中国商业文明不立。| 加华观点

发布时间:2017/10/18 来源:加华伟业 作者:加华伟业 NEXT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

人富而仁义附焉。

——《管子》

对于携程而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3年,消费者想要在携程上预定火车票,就必须要购买附加的交通意外险,铁道部门曾出面指责这一行为违规。

2015年,火车票的坑填了,购买机票时却又出现了必须在“航空意外险”、“自驾租车优惠券”和“礼品卡”中三选一的旅行套餐。

2017年,针对携程捆绑销售的现状,艺人韩雪在微博上甩出了一句“携程在手,看清楚再走”的吐槽,一众网友齐声和之。

但是,怒斥完携程的强盗逻辑,很多人还是习惯性打开携程APP,定了下周出差的机票和酒店。

这除了是一种商业纵容,更是当下的无奈之举。不用携程,去哪儿、途牛、艺龙,都是如此。它们之间的差别,可能只是用户想要手动取消这些附加捆绑的产品,点击的步骤有多复杂而已。

但是,行业里某种约定俗成的顽疾,应该成为这个行业被纵容的理由吗?

这一声平地惊雷,炸开的不应当只是携程这一家OTA公司无底线的牟利方式,更应该是商业文明的规则,对于正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商业经济的叩问,字字掷地,句句有声。

浮躁之中,我们需要把携程从阴暗处拎出来晾晒,迫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发出正确声音。若不对这种暗自收取所谓“社会智商税”的形式加以揭露和打击,不仅中国社会的人设可能坍塌,更会形成“笑贪不笑娼”的鸡鸣狗盗商业文化,那将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灾难性进程。

当我们谈论携程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

 

虽然这一枪打的是出头鸟携程,但是它绝不是唯一进行附加产品捆绑销售的互联网公司。

对于诸如携程的OTA企业而言,他们没有办法通过火车票、机票等产品的加价来牟利,这一类标准化产品的售价必须与官方一致,各大代理商价格的透明度又相对较高。

因此,通过搭配销售附加服务,成为了OTA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

曾有业内人士对媒体披露,在携程机票代理业务的收入结构中,很大一部分盈利来自于保险代理。携程的规模和体量,给予了其供应链环节的绝对话语权,拿走保费金额的80%以上作为代理佣金,已经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一个利润微薄的行业,一家专注谋利的公司,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去看待此次的携程风波,这在以盈利为本的商业世界,仿佛只能被定义为“一家不懂得平衡盈利与用户体验”的公司所遭受的用户吐槽与诟病。避开携程的绑架,消费者依然能够在互联网世界徜徉开怀,尽情遨游。

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携程的时候,还有另一群“携程们”正掩藏在风波的背后,怒目狰狞地挖着一个个大坑。

脚踩风火轮飞速疾驰的中国经济,或许就会在某个转弯的路口,不慎摔进坑里。

某些火车票订票软件,在预定车票的时候默认勾选了“极速出票”的附加服务包,尽管铁道部已明确表示“火车票暂无优先出票的功能设置”;某些炒股理财APP里,用户一旦想把放在理财产品中的资金退回银行账户,需要下载客户端才可以操作,微信端口暂不支持;在PC端下载某些软件,搭配下载安装了相关不需要的软件,更是家常便饭。

从更深的角度分析,一些看似没有违背商业道德的企业,其所行之事,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酿成更大的商业文明隐患。

例如,某专注于做自营的电商平台,引入了越来越多的经销商,其平台属性已经逐渐显露出“另一个淘宝”的趋势。轻资产的平台式经营或许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盈利,然而可能引发的假货风险,却是对品牌的另一种侵蚀。

而某备受瞩目的供应商合作电商,有没有可能变成尖货供应商的A货秀场?负面新闻不断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更是这个逐利为本的商业洪流的最佳注脚。

企业正在利益的驱动下自我魔化,被绑架的商业文明,是否还能让我们想起它本应有的样子?

讨论携程事件,我们不得不发声。这关乎消费者尊严,也关乎商业世界的立命之本。

我们需要商业的聪明,更需要商业的文明。

“Do not be evil.”

当百度因为搜索广告竞价的“魏则西时间”而屡屡登上社会话题黑榜的时候,同为搜索引擎的Google却在倡导着“不作恶”。

时任Google大中华区总裁的李开复,曾在接受《人物周刊》采访时坦言,“不作恶”对于Google而言就是“用户第一”,因为“用户是相对最弱势的群体”。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若认第二,没有国家敢抢第一。但是我们扪心自问,蒙眼狂奔的中国企业,真的从艰难高深的商业学府里毕业了吗?当我们的互联网创新已经凛然直逼硅谷,站在世界的风口浪尖,我们身着的这袭华丽的袍子下,是不是也藏着几只令人难忍的虱子?

中国的经济正面临转轨,它应该如何搭建符合商业规则的现代文明?

正常、秩序、尊严、诚实,这将始终是商业文明的主题词,而这恰恰是中国现代企业,在商业这所学府中应该补修的重要课程。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叙述:“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司马迁笔下的商业文明,除了对经商逐利的行为给予了正面肯定,更是充分褒扬了那些以商业伦理道德为经商之本的商人,将从商敛财而不忘“贫交疏昆弟”的商人称为“治生家”。

我们从司马迁的史学视角反观,商业经营活动是满足人类日常生活的生存土壤,但是这些商业活动必须在正当、合理的市场环境下运转,商而有道,才能够促进人类交往合作的扩展与文明社会秩序的形成。

标榜着“你学不会”的海底捞,也免不了陷入后厨的“老鼠门”风波,动辄亿万数千元的五星级酒店,也学会了不更换床单,因食品安全问题败走麦城的企业,排起队来不知道能绕地球多少圈。创业公司千千万,多少人在BP里提到了一句“商业道德”?

毕生筑巢难,一朝溃堤易。

商业秩序的建立就如同织毛衣,需要一针一线的穿引,日积月累的耕作。然而想要拆掉这件毛衣,只需要找准一个口子,轻轻一拉,整件毛衣就会在顷刻之间散架。

商业文明与道德底线,很可能就是这件毛衣的口子。

K.O一个携程,很可能拯救一代企业。

怒怼携程,的确让人拍手称快。但是,然后呢?

这个被互联网人吐槽是靠“塑料和水泥”搭建起来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多次面对公众关于“捆绑销售”、“卖假票”的质疑,更被各大合作酒店指摘“佣金抽成最高、调整频次最多”。

然而携程,并没有像当年的三鹿一样,因三聚氰胺事件被断了企业发展的命脉。关于商业道德与文明的呼吁,也悄然随着风波的平息而逐渐消音。

是时候了,让改变发生。

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该让一次次的舆论事件都仅仅停留在“新闻报道”的层面,以吐槽和段子冲淡了应对社会风波的应有之义。

海底捞事件中,公司的一檄危机公关的文章,一系列看似彰显正义的补救措施,竟然让一大批网友“路转粉”,制造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危机营销”。

消费者们似乎陷入了“斯德哥尔摩陷阱”,公众事件的容忍阈值已被一次次的风波所硬性拔高。

2015年,在压力下携程被迫将“捆绑销售”改为了“默认勾选”;2017年,携程宣称他们将优化付款方式,相应消费者诉求。但是作为用户,我们必须睁大眼睛去看,这么说的携程,到底是怎么做的。

作为商业世界的监管者,政府也应有所作为。孟德斯鸠曾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有商业的地方应有法治。”

在法治时代中,监管层更应营造一个具有商业道德感和约束力的竞争环境,给予消费者和企业家以安全感,形成有效的部门问责和事件追踪,将民众的讨伐之声变成“棒打黑心企业”的喝彩。

1984年,张瑞敏抡起大锤,将76台质量不合格的冰箱砸成了废铁。这是有据可考的中国当代企业家质量意识的发轫。

自古以来,商业交易所信奉的正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原则上的有偿与等价。而随着现代商业文明的诞生,信用体系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更决定了商业世界的运作规则,必须以诚信为根本,以仁义为底线。

携程风波终有平息之日,而它所引发的深思不应有停缓之时。这一事件,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建设正常的商业文明秩序的良好契机,也在十九大召开之际,为中国商业的发展注入汩汩清泉,以作立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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