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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蜕为进,经济下行将为中国经济带来什么 | 消费向前看

发布时间:2018/11/15 来源:加华伟业 作者:加华伟业 NEXT

“水大鱼大” / 中国的旧发展模式

经济下行如同一只飞刀,闪回的瞬间仿佛割裂了许多条血脉。伤口的疼痛感从制度上层逐渐下渗,朋友圈里不断发酵的焦虑感,似乎裹胁着每一个人。

大家开始慌了。慌张一时,摆脱这种焦虑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关上门,读读旧史,翻翻老书,以蜕为进。

我们是如何来到今天的?

2018年的开年演讲上,吴晓波以“制度红利、容忍非均衡、巨国效应、技术破壁”为关键词,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他说,“中国经济到现在仍高速增长,过去四十年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兢业勤勉的中国人或许只做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看清了形式,从而选对了模式。

回顾1978年,当时的中国蓄势待发,思维变革的火焰点燃了发射机,跑道开闸之后,他撒开腿就飞奔而去。

首先是市场经济试水。

1978年开始,因为知青返城和消化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开了一扇窗。流通零售和餐饮等直面消费者的行业首当其冲。然而,思维解放的过程仍然如履薄冰。“民营企业雇工不能超过7人”等一系列规定,限制了市场这只手的力量。

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来一点,就被制度的砍刀打回去一点。1989年的事件更几乎是给了改革开放一道致命的伤痕。

所幸,总设计师一场南方谈话种下了市场经济的根苗。

这一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生挺身而出,从北京一路南巡,他疾走相告,语重心长,春风细雨,万物润养。彷徨的社会情绪中,他传递出掷地有声的承诺:改革,改革,改革!

这场谈话,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进入中国的肇始。此后民营经济一路高歌,贡献了GDP的60%,财政收入的70%,出口的80%,就业的90%。

其次是投资驱动。

从经济要素上看,思维变革带来了时代的躁动,这种翻涌着的情绪在90年代达到了顶峰。大批民营企业在沿海城市密集开花,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出口外向型经济让中国拥抱开放,同时却也种下隐忧。

1978年到2008年的三十年间,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世界的产能在中国,而中国的产品在世界。

要素投资之外,重工业的建设投资驱动,也催生了这一年代的经济繁荣。例证之一,便是上海。1990年代,上海从消费零售快速复苏的曙光中醒来,迎来了投资打造的工业化“钢铁90”。

1990年上海地铁一号线开工,1991年南浦大桥通车,1993年杨浦大桥通车,同年内环高架全线贯通,1995年东方明珠在黄浦江畔巍峨而起,1997年金茂大厦拔地而起,1999年浦东机场建成启用。在世纪之春来临之前,上海以夸父追日的坚毅与速度不断蜕变着。

最后是强势政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曲线还非常平缓时,市场试水和大规模的投资驱动之外,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得益于偏向中央的集权化管理模式。换言之,我们找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抓手。这股力量配合着另外两把利刃,瞬间就把经济增长曲线拉得非常陡峭。

南巡谈话之后,经济发展的模式愈发明朗。

粗放式的增长,投入大量生产要素,允许部分市场经济的注入,利用大规模的投资驱动和强势政府力量,先拉高这条曲线,后期再仰仗适时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促进曲线趋稳回正。这或许是能够匹配时代的最佳选择。

思维变革与市场红利,叠加着不断释放的低成本劳动力、税收优惠政策、出口加工型经济指向,首先攻占了沿海城市。

无数时代先行者们抬脚踏破红海,尽管桥梁未成,也甘愿在一湾海峡的这头,摸着石头过河。

与粗放式发展齐头并进的,必然是不断推高的货币总量。从1978到2018,我国狭义货币总量的投放量与GDP的增速和价格指数都呈现高度拟合状态。这充分说明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精炼概括为一个货币现象。

货币带来的负债压力日复一日,但利用货币乘数效应引发的需求放量、投资驱动、虚假繁荣,都我们甘当货币的瘾君子。最可怕的是,增发货币的流向,很大一部分都是金融市场,仅有的部分流向实业的资金,也大多都注入了国有企业的血脉。

2016年开始,国家新增贷款总量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占比就呈现了显著的“八二效应”,享受8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却只为就业和经济贡献了20%的增长。对这种非均衡的容忍,是粗放式发展时代的答案,却也正在成为精细化发展转型中的毒瘤。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赶超增长速度”。从经济理论逻辑上看,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源被集中到工业上来,就会产生明显的赶超增长,从封闭的国家变为开放国家也可能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集聚也会产生很大的规模递增收益,从而形成赶超速度。

反思中国崛起之路,面对彼时特殊阶段的经济发展,我们后发于人的赶超增长速度,正是来源于“市场经济试水、投资驱动、强势政权”的三角模式。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温柔地告诉我们,第一步,我们走对了。

但是下一步呢?下一个四十年,是否当真不惑?

“改革不治” / 为什么跑不动了?

6.5%的GDP增速和L型的普遍预期,从一个颇为宏观的视角告诉我们,中国式的赶超速度,不再奏效了。

不再奏效的原因,其实不言自明。赶超增速能够快速提升经济曲线的本质,在于其在结构非均衡配置资源下的规模收益递增。

但可惜的是,赶超基本上是以结构失衡为“常态”的,对这种结构失衡的容忍会加速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累积,并在快速赶超的过程中,形成增长模式和利益分配上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的杀伤力,还在于将原有的赶超速度,变为经济阻碍。

我们近两年提出的“经济新常态”就是对这种赶超速度持续性危机的答案。然而这一次,这条带着“改革”意味的路,我们再次选对了吗?

从历史中品一品改革的味道,或者能读懂一二。

1979年,在持续十年的知青下乡运动中背井离乡的知识青年们,逐渐返城。超过1000万的知青大军涌回城市,给基础建设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的中国城市尚在逐渐接受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如此庞大的人潮是城市所无法消化的。因此,返城知青待业的问题最终必须依赖民营经济。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营经济被逐渐放开。

首当其冲的是流通零售和餐饮业。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在国务院报告中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报告还强调,为了杜绝资本主义不良印象,经营可以,“不准雇工”。后来这条规定又被迫变更为“不得雇工超过7人”。

期间,傻子瓜子年广九的事件被广为人知。迫于生产需要,年广九雇佣了超过7名无业青年炒制瓜子,这个举动适应了市场,却触犯了红线。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要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态度。直到1987年,中央5号文件才将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

正如吴敬琏老先生所说,贡献60%GDP、70%财政收入、80%出口、90%就业的民营经济,从本质上而言,是改革走到一定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单从雇工人数这一条规定的辗转反复上,我们能够意会出,意念不坚导致了改革不治。

回到“经济新常态”,共识主要有五点。第一经济建设始终为中心,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第二政府大力简政放权;第三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第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第五扩大对外开放。简而言之,积水成海,积土成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这条新常态的路颠覆了初期“市场经济试水、投资驱动、强势政权”的模式,转而探索“市场开放、创新驱动、政府放权”之道。

然而,改革行至中途,我们看到的却是:金融市场改革受阻,熊冠全球的A股市场让人望而生畏;国企改革并不彻底,民营经济仍然在“非均衡发展”中艰难求存;上海自贸区的轰轰烈烈如今已逐渐销声;去杠杆一路带血,但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却不降反升;更别提温水煮青蛙的减税,其实长远来看更像一场结构性的加税。

真正的改革不应该是在荒芜的土地上撒芝麻,而是开乡僻壤,翻土成泥,改变脚下这片不毛之地。基于顶层制度的全面改革,才是新常态真正践行最核心的一击。

国有民营皆为大同的常识观所构筑的市场经济,均衡高效的精细化发展模式,政府简政放权真正站在人民身后的治理态度,才能继承过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衣钵,成为全面改革、深度改革的发令枪。

这声发令枪,在经济不断下行、并且很有可能持续下行的当代中国社会,将会成为直抵人心的一剂止痛良药。

下跌的飞刀割伤了太多人,老百姓需要有人从最顶层的体制层面接住这一把把飞刀。

“以蜕为进” / 经济下行带来的新机遇

经济下行的痛感从微观底层一直传达到宏观,层层撕开,直面鲜血。但是恐惧情绪蔓延的地方,通常隐藏着机遇的新地。

微观上看,经济下行将出清两类企业。第一类是缺乏竞争力,高度依赖国家政策优惠和补贴不断壮大的企业。它们躺在政策红利上不断啃食的生存模式,将会被彻底淘汰;第二类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投入、踩着环保红线,却一路红旗高歌的低端加工制造企业。

企业迎来了新陈代谢,企业的大脑也必须与时俱进,这意味着我们即将进入的经济阵痛期,也必定是一个思想致胜的时代。

在低竞争力的企业出清的共识下,企业家的出清也会带来产业发展的巨幅震荡。这是经济下行给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另一个新机遇。

在上一个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能够带着企业做大做强的人,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敢想敢为、勇踩红线。正规军太少,能走的路太多,往前冲是数量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佳打开方式。这种精神成就了一批企业家,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注脚。

成之萧何败萧何。当初“一切只看发展”所催生的中国模式,在世界经济增长全面转型的当代社会里,正在被拷问和摒弃。

全球化正在形成深度共识和局部割裂的复杂背景下,与之相匹配的必然是潜心科学、专注管理、规范运转、洞察时代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对应的是,更加成熟的企业家心智。

去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一个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文件,这也是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2018年的亚布力论坛上,我们在“致四十周年的一封信”里,也谈到了企业家精神。过去四十年的成就是这股冲劲儿支撑起来的。

但下一个四十年,我们必须将自己融入世界发展的成熟秩序体系中。企业家这一进程中,正承担着建立公平市场秩序的重任。

8090年代下海经商的企业家们,如今大多面临着传承的难题,不同的只是谢幕的方式,或有落寞与不甘,或有自如与轻盈。

二代企业家大多经历了海外成熟市场的洗礼,思想上更能够贴合时代脉搏与新生耳语。逐渐走上舞台的他们,将首先面临一场经济下行期的淬炼。从长远来看,这对肩负转型重任的民营经济而言,不失为一场熔炉般的锻造,熔化糟粕,炼铸真金。

与此同时,新一代企业家治理下的成熟市场秩序,会加速中国成为更开放更公正的经济体,践行当初我们对世界的承诺——改革开放,均衡竞争。

从中观产业来看,低效率竞争的全面市场出清,必然会带来产业层面的吐故纳新。多品牌价格战的低效打法,到最终品牌产能充分出清后的产业整合,是每一个产业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最痛的转型就在于“出清”,而出清本身最难的便是“决心”。

目前的经济下行期,正是给这个出清的过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我们不仅需要决心,还必须敢于在市场害怕时保持笃定,以及充分的耐心。

一言以蔽之,微观和中观产业层面的机遇,在于出清低强度竞争的企业,并且通过企业家精神的转向,推动中国真正走入更规范共治的全球市场秩序。但是这一切的如期而至,都离不开宏观上的全面改革。

充分有效的宏观层面改革是这一阶段最有意义的。

意义的根源在于“全面”。这一场必需的宏观改革,并不是对于融资体制的小修小改,对于税收结构的反复调整,对于民营企业的隔空慰问。这些温水煮青蛙式的举措只是基于强势政权管理下的权益偏离,而非真正的改革。

所谓改,是为变化,所谓革,是为去除和再造。去除时的痛与罚,是为了再造而成时的蜜与甜。我们倡导改革走入深水区,重新凝聚起市场开放的价值共识。

制度改革上,要重拾实事求是的理念,承认市场调节的常识规律,做到真正的简政放权;均衡模式下,重质量的新路径要求我们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更高效的地方,不走双轨道的老路;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更应当践行承诺、实现与世界市场秩序体系相融的中华复兴。

我们需要与世界联结,才能真正与世界相接。

泱泱中华,自诩东方雄狮的自信,是五千年繁荣历史的馈赠。而今斗转星移,真正的自信更应当涌于心底,融于行动,而不是靠自己扬言、他人捧杀。

80年代,邓小平先生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以今追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滋味儿终究不好受。

彼时出发,我们皆因受困于桥梁未成、时机难等,因此就算没有桥,淌着水也要过河。然而如今,我们有时间、也有实力去修建这座连接世界的桥,也是为好时机去抓住危中之机,践行宏观上的“结构调整、制度变革”。

对过去成就有谦卑,方才对未来前景存敬畏。九百六十公里襟海带江,最终流往人烟熙攘的家园;跨越五千年的工商鼎盛,需要更加广袤的世界格局。

如今可能是最坏的时代,但我们坚信这也必将孕育最好的时代。

以改革肇始,以改革促深,时代掌舵的方向正在我们手里,我们必须不负重任地往前走,以一切果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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