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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ill produce the new rule | 消费向前看

发布时间:2018/07/18 来源:加华伟业 作者:加华伟业 NEXT

 

7月11日,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升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的建议产品清单。然而就在同一天,芝加哥市长率领代表团访华,“中国城市与美国芝加哥市投资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

这像是一枚在桌子上加速旋转的硬币,谁也不知道它将会落在哪一面。

界面新闻的数据显示,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其对华出口额在美国各州中常年排名居前,自华进口额更是位列前三。早在2013年,芝加哥就和中国八座城市签署了贸易投资合作的备忘录,至今五年有余,芝加哥市和中国的贸易总额已经增长了将近一倍。

隔日传来消息,美国参议院以88:1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明显用于约束特朗普关税权利的决议。7月12日,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兴签署协议,取消近三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7月14日,中兴在官方微博上喊出了“满怀信心再出发”的口号。

数月起落,难辨来路,这是中兴,更是这场扑朔迷离的贸易战。江湖虽远,却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那么,这场重塑世界格局的棋局,谁将落子如神,成为世界新规则的制定者?

百年一觉美国梦

五月花号的拓殖缔造了美国,文明的桅杆树立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也带来了开放民主的自由主义精神。这种“大熔炉”般旺盛的社会活力,造就了美国人的自我纠正和修复能力。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甚至超越了经济因素本身,成为美国能够领导世界的本质基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为普世丹药,他认为政治体制将终于美式自由民主,日后历史的车轮辗转前行,也只是基于美式民主制度的“精致模仿”和“技术修正”。

2011年,福山到访中国,与张维迎教授进行了一场世纪之辩。在这场对谈中,张维迎教授认为历史并非如福山所说“终止于美式自由民主”,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他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认为美国政治体制下的民主,面临着难以调和的“Simple-minded populism”,即简单的局部思维,可能失去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长远视角。

2016年,自由派与独裁潜质并存的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于推特总统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有人唱衰,有人支持。此时,张维迎教授针对美国发展模式、所预言的“Simple-minded populism”,不禁再度引发了我们的思考。美国负重前行的自由民主,可能正在逆向发酵。

近日以来,几乎已经成为自由化标签的美国,却在特朗普的带领下接连“退群”,巴黎协定、伊核协定、TPP协议、教科文等多个联合国组织……,它们都将失去美国的声音。与此同时,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走入关键时期,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中美两国,这对世界局势而言,仿佛也是历史的一个隐喻。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差遣特使前往中国,意图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当时恰逢康乾盛世,乾隆皇帝心高气傲,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体制最佳、经济最好的国家,拒绝与英国使者平等对话。

但是,仅仅数十年之后,狭隘的目光就反射回来,刺伤了自己。

在竞选时,特朗普的政策核心,就在于“内部民主,外部霸权”。他反对移民,不主张美国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甚至美国过多的海外干预和援助削弱了自身国力及民众福祉。

这种自由是基于特殊主义的“非领导性自由”,它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提出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相悖的,丧失了全球宏观的政治语境,也为美式自由民主的生命力打上了巨大的问号。

特朗普的政策正在让美国退回美国,但是他退回的,又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美利坚合众国。从这个层面上看,退回美国也就失去了美国。在商业社会里成绩斐然的特朗普,似乎已经惯然于商业逻辑的自洽,但一切商业逻辑的出发点都是自我经济利益的实现,这个利益范畴本身就是更为狭隘和片面的。

我们如何重新认识日渐“非美国化”的美国,是这一场贸易战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在世界各国反对美国在贸易层面开战的同时,美国政府正在铁腕铮铮地推进着这一政策。而这正是特朗普参选时,其特殊政治主张的反应。这是一种杂糅了民族与民粹主义,主张内收式民主和封闭式霸权,并且融合了商业领域特有的投机主义的政治主张。

那个大声叫喊着“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男孩,最终从自己的衣服里掏出了枪。抛弃盟友、背弃承诺、无视全球、表面民主,对外霸权,这些标签对美国对中国等异己意识形态的反抗,带着一点洋洋得意,也带着一点义愤填膺。

这些年来,中国奉行的国际主张一直是和平崛起、韬光养晦。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破局者。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探着国际局势发展的秩序底线,这套已经平稳运行的数百年的、由美国人建立和维护的秩序。中国的发展模式高度依赖于“看得见的手”,奔跑的速度、转向的幅度,都在这只手的牵引之下。这与西方一贯以来对于国家制度的认知相悖。

中国破局之迷局

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从“欧美两级并行”逐渐转入了“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区块价值时代。在这一轮世界经济大融合中,亚洲价值效应放大,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试举一例,交通。

即将到来的8月1日,是中国高铁时代的十年丰收的节点。中国的第一条高铁线,是2008年8月1日正式开通的京津城际铁路,如今贯穿中华大地、荣膺“新四大发明”之一的中国高铁,已经驰骋飞过2.5万公里,达到了世界铁路总里程数的三分之二。

2017年的年终秀上,吴晓波对2018年做出了十大预言,有一个叫做中部崛起。不得不说,中部城市的快速崛起,伴随着一场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巨大迁徙,这其中交通的发展居功至伟。

但是高铁时代的来临,应当说是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巨大红利之一。早在1990年,我国完成了《京沪高速铁路线路方案构想报告》,开启了建设京沪高铁的预研。直到2003年,随着国产高速列车“中华之星”的运营故障,我们意识到自己在装备材料、技术工艺、制造理念上与国外交通行业发展的巨大差距。

这一年,铁道部选择了一条非典型的跨越式发展路线,即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逐步实现高铁国产化。这个新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技术全球化的引领下,中国的高铁时代轰然而至,经济发展走上了快速崛起的弯道。中国也成为全球化经济的巨大受益者。

但是站在弯道上,却并不代表我们一定会超车。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曾多次谈及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境况。贸易战和流动性释放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人民币已经开启了多轮贬值周期。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实际上正在上演股市、债市、汇率的三杀,广义货币投放量一升再升。

与此同时,破局的关键还在于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体制模式和市场环境。

中国的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正在实行一种理念上的“双轨制运营”。具备政策优势的国有企业,利用商业银行杠杆及其背后的政府信用,分食了改革红利的最大蛋糕。具体而言,双轨制的套利效应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影子银行联手打造的“地产财政”与非结构性融资的高度泛滥。

企业双轨制下,民营企业的信用资质难以获得大型国有银行的青睐,银行体系里的巨量资金对民营经济形成了一道堰塞湖。另一方面,大型国企借助政府的信用背书,一手从拥有金融牌照优势的国有银行中低价融资,一手在体制内银行的影子体系里进行业务结构的设计与搭建,两手翻云覆雨,实现了闭环式的资产升值。

这一过程中,“国有性质”成为了金融套利的通行证,与之对应的民营经济体,却在生产要素、运营制度、财政政策等诸多方面本来就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显得更加被动。

经济转型,绝不仅仅是财政和政策问题,更是对于企业家内心精神的激发。改变中国经济走向的改革开放,正是仰仗着这样一种精神,才从改革伊始便明确方向,齐心协力地开辟出这条少有人走的路。

至暗之后,也正是黎明之前。就像一直乐于比着“胜利V字”手势的丘吉尔所说,“那些斗争到底的国家会再次雄起,那些乖乖投降的国家会最终灭亡。”

旧秩序不破不立,新规则始于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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